艰难的一生15•父子生病
作者：连传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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砖瓦厂里打大车，体力稍差一点的人，是受不了。不久，才功就去干别的事了。
转眼到了夏天，做砖，要的就是大太阳。而这段时间，造反头头杨队长总是带着各生产车间的战斗队员外出，他们正式工“抓革命”，我们临时工“促生产”。
厂里也进驻了“支左”的军管战士，这些战士进食堂吃饭时，还要整齐地排好队在食堂的毛主席像前喊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才去吃饭。
我们临时工，到了各生产车间，开工之前也要排队喊“毛主席万寿无疆”才能开工。
正式工去“抓革命”的越来越多，我们临时工也一天比一天忙。以前，总有临时工没活做，只好轮班休息，这段时间，连我们回家也被控制紧了，大家天天都有事做，这对我们而言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
有几个月没有回家，一天下了班，我，才六，汉文，子青，伯勤几个人坐在砖瓦厂边的汉水堤上休息。
这时，老远看见从渡口的河滩上走来几人，其中一眼就认出姜石头书记。他一见我的面，就叫我买烟吃，买糖吃，说恭喜我添儿子了。
高兴之余，也多了一些忧虑。忧虑的不是她母子的身体和家中的生活，也不是我母亲又多了一份家务，而是春环在月里就不能出工了。
前些时，队里又增加人来砖厂，我就问我家中的情况。他们说，春环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出工，在队里照鸡（防止牲畜糟蹋村边水稻）。
这下恐怕是连鸡都不能照了，谁还会让一个月母子去出工呢？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回去看一下，没想到要愁几个钱回去，只认为这都是家里人的事，我只管在外做事赚工分。
第二天，来到打大车的土场，在电车将土拖走后的小憩，我给大家发烟，大家也为我高兴。和这些正式工人相处半年，他们普遍对我还好。
他们的家在汉阳农村的占多数，雨天休息时，也常回家看看。见我一个有家有口的年轻人一直顶在这里干，极少回家，就说还是临时工苦多了。
他们厂里的正式工中的年轻人，都不干打大车这个工种，说是半点技术都学不到，又累人。青年正式工如果打大车，连女朋友都不好找。因此，厂里只好安排这些中年人来干。
他们说，就是你们临时工，来干几天就跑了，像你这样能坚持半年，真的难得。这些打大车的正式工，有的是招工来的，也有的是由临时工转正的。
他们都很坦率，不歧视我，并鼓励我坚持下去，走他们等机会转正的那条路。这虽是安慰人的话，但听起来热乎。
有时没事做，我就捡起了老本行，给在土场上干坐的人读读报纸。时间一长，他们就和我有点土交情了。
今天，听说我妻子生了儿子，就都叫我请假回去一下。我苦笑：回家要花钱，这里又少赚钱，两头划不来。再说，空手回家，家里人不感到失望吗？
我想找我们的清芬队长给我弄点筒子麺带回去，他答应了，但他说要去托厂里的人。等他弄到手，我再回去不迟。几个老工人一听，都笑着说：这好办。
他们有集体购粮证，也只中午一餐吃厂里的饭，其它时间，各人在宿舍都有炉子，自己做，也是为了节约几个钱带回家。
他们说，只要我将带来的米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给我去买筒子麺，各作各价，两不吃亏。
有位李师傅也喜欢唱楚戏，跟我较好，他一下给我买了二十斤，其中有十斤是蛋黄筒子麺，叫我先拿回去，来时再带米给他。
孩子的出生，幸亏我在外多做事，结人缘，才弄回了二十斤麺，否则，真不知如何走进家门。
我从砖瓦厂回家，见到月母子的身体还可以，但孩子却瘦弱得叫人担心。
据春环心情沉重的讲述，她临分娩的前一天，不是在队里照鸡。照鸡是轻松活，队里要照顾做轻松活的人很多，不能只照顾你一个孕妇。所以，照鸡也只能轮流照。她即使不是妇女队长，也不会死皮赖脸的天天照鸡。
这天，春环上午就觉得不舒服，但还是坚持出工除了一天的秧棵草。快临盆了，又感到不舒服，还跑到田里，在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弯腰除了一天草，其中的难受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放工后回到家，连晚饭都不想吃，就洗了澡打算睡觉。房间又窄又有西晒，到晚上房间还是像蒸笼。
睡到半夜，人疼痛加剧了，又热又饿，心里感到发慌，就准备到外面去睡一下。大门外，一个人也没有，竹床也没有。
后门外，我家的两张床已被弟妹们睡满了，于是就捂着个大肚子在马路上慢慢地朝前走起来，走了一点远，见前面没有乘凉的人，又转身慢慢地朝后走，走到新村队长徐炎松家门口，见徐队长和他的妻子在搞把子，就谈了几句闲家常，又回房里来睡。
不知躺了多长时间，春环实在受不了，估计也快天亮了，才鼓起勇气叫醒了我母亲。
我母亲起来一看，连忙去请接生员小李。此时，东方已放白，又喊来了隔壁左右的几位嫂子来帮忙。
母亲再才想起家中没鸡蛋了，又慌到孙刘塆去买鸡蛋，母亲慌回来，孩子已经降生。母亲打了七个糖心蛋，春环一下子吃完了，觉得太少了，可母亲认为按风俗习惯，婴儿降生后，产妇只能吃七个鸡蛋。
一个上午，春环说她睡得像个死人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母亲叫醒吃的中饭。饭后，春环准备将片子拿到塘边去洗。母亲说，太阳太大，又要蹲着洗，今后会致一身病的。
母亲说自己要上灶做饭，这些血腥的东西她又不能帮忙洗。就叫两个妹妹抬水进来，倒在脚盆里，春环就坐在小凳子上慢慢地洗。
孩子出生后几天，就抱到大队卫生所去看（病）了一次。这次回来没几天，春环和我又抱孩子去看。
陈文凯医生说，上次来看，就没有取名字，这回，你这个当爸爸的回来了，再该取个名字吧。
我回答说还没有想好，陈医生说，你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想个么事呢？我连忙说，是没想好。不是我没想好，是根本就没想。
本来，头胎，又是一个儿子，该多高兴。可我内心多的不是喜，而是愁。
六口之家时，愁；七口之家时，多了一个劳动力，喜；现在是八口之家，我愁眉不展的是这么大个家庭日子怎么过：三个弟妹正读书，母亲做了名副其实的婆婆，队里再不会让她出工，孩子对春环的拖累，生个孩子三年穷。
有关孩子取名的事，完全没心思去考虑。陈医生见我确实没想好取名，他就热情地说替我取，我说那好，那好，随便你取什么名字，我都同意。
他就很认真地说：取名要有纪念意义，现在人人都在高喊保卫毛主席，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就叫卫，好吗？
我忙说，谢谢！谢谢！他就在处方单上姓名一栏中写上连卫。我稍思片刻后说，他是连族忠字派的，在连字后面加个忠字更好。
他一听，连拍大腿，笑道，巧！巧！国与家的派字一样了。
家庭事情安排了一下之后，我不敢在家久留，就急匆匆地赶到了三砖瓦厂。
一晃，天气就冷了，在没下雪之前，砖瓦厂里仍在生产，我也仍在打大车。多了一个孩子的负担，我在大车组里丝毫的不敢懈怠，连专门修小铁路的工人来换枕木，我只要是空着，也跑过去帮一下忙。
那个李师傅，虽大我十岁，也只三十多一点的人，我俩除了都喜欢唱之外，也蛮谈得来。
我不喜欢和任何人抬杠，你说我不行，我就承认不行。我也不取笑别人说错了话。总之，不喜欢为与自己利害无关的一些事钻牛角尖。
李师傅的简历，有的人笑他是在剧团瞎搞被开除的，他就跟别人反驳，说他有先见之明，要是不故意在剧团犯错误，现在，早被造反派整死了。
李师傅说，一次他演县官，在公堂上将惊堂木一拍，大喊：将犯人押下，退堂，到食堂去宵夜！观众哗然。为此，他就被开除了。
他还说，你看，武汉楚剧团，那么多名角，不也是被整得走的走了，死的死了吗？
我这样一瞎搞，就是让他们好借口开除我，这还是1959年发生的事，后来，我就来砖瓦厂当临时工。
这天，产砖车间的机器又坏了，电车一直不来，我又在听李师傅神吹，突然，姜汉文来了。
他也很紧张地对我说，你家春环打电话来了，说孩子在协和医院打氧气，叫我快去。他是来代我的班的。
我一听，人都呆了，他们正式工听说是打氧气，都叫我快去。我几乎要哭，春环打电话来，肯定是要钱，空手去有什么用呢？我就说我要去找清芬队长搞钱，现在还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。
大家一听，李师傅就说，救伢要紧，我们大家先把各人的钱凑一下。我一见忙说，谢谢，我过几天去找清芬要钱一定还给你们。
李师傅说，你现在再不说这些话。他将大家的钱收起来，对大家说，还钱的事莫找连传浩，由他来负责这事。
我又说，即使我一时来不了，叫李师傅去找姜清芬要，他会给的。大家催我快走，别谈这，我才饱含着泪水离开了土场。
慌慌张张地赶到协和医院儿科，算还好，是传电话的人传错了，不是打氧气，是打吊针。
我问春环是怎么知道三砖瓦厂的电话的，她说是医生叫她去找门卫，门卫室有电话号码本。她还说是带着孩子走东西湖家家，在家家那住了几天，可能是孩子吃奶后的水土不服，引起了拉肚子。
来协和已看了两天了，钱也用了不少，都是她母亲给的。可孩子的病情丝毫未见好转，大便就像缺沟里放水一样，不停地放绿蛋花子，眼眶下凹，眼睛大得怕人，连哭的劲都没有。
我问医生病情如何，能否尽快好转？医生也不能作明确答复。我就问医生，既然你们医院对孩子不能作保证，那能不能转院。
医生同意了，并叫我们转到儿童医院去，那里是治儿童疾病的专科，各方面的资源应针对性好些。见医生如此说，我们就转院。
为了赶时间，步行是不行的。公汽又少，车上又挤满了串联的红卫兵，怕孩子受挤，就叫了一乘人力三轮车。
在车上，春环看着怀中屙脱了水的孩子如软棉条，双眼紧闭，气若游丝，很是害怕，就吓得哭了起来。
踩三轮车的个老人，一边安慰我们，一边更加用力踩车。春环哭着说，抚个伢真难！又是头胎，我又没做么歹事，未必这个孩子抚不起来……我不敢看孩子的样子，只是一个劲地安慰她。
到了儿童医院，在急诊室里进行了抢救。夜晚，孩子拉肚子的次数减少了一点，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就明显地减少了，到了第三天，大便再不是水，稍微要干一点，但孩子的两个眼眶还是深凹得特别难看。
医生说，孩子因拉肚子严重脱水，还得几天打吊针。不过，这两天孩子的哭声显得精神多了，逗着玩的时候，脸上也有了笑意。
医生说还要住两三天，可我们已经断了粮草。这几天在医院，我们总是买最低价的小菜咽，春环连饭还舍不得吃饱。
我说那不行，不仅仅是大人，孩子要吃奶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他又不能补贴任何食物。回家去拿钱，家中也很难。再向家家开口，也于心有愧。回砖瓦厂去借，我这钱本来就是向人家工人借的。
见孩子基本上恢复正常了，我们不得不立即回家，如果再呆半天，我们乘车的钱都没有了。
孩子死里逃生，从此，我们更操心了。
孩子出院后，回大队又复查了两次，待可放心了，我又赶回到三砖瓦厂。
今年一来，就不同于去年。去年，一下了班，不是去玩，就是睡大觉。今年，我晚上也尽力争取加班。
产砖车间是不开夜工的，但转砖组每晚都有夜工，就是将已晒干的砖坯转进仓库存起来，冬天停产时再烧。
这种活，都是厂里的女职工干，只有在女职工缺员的情况下，我才能去补班。
大队里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，加班的补助费也比正班高得多，每晚只干4小时，就有一块钱，同时，食堂宵夜的麺条或馍馍不收票。
一天，我打大车下了班，不到五点钟，就在食堂里吃了晚饭，又准备去问王调度，今晚要不要人转砖。可在洗碗的时候，肚子有点痛。
我趁天还未黑，捂着肚子去厂部医务室，只一个护士值班，她也只能听我的陈述，给了我一包去痛片。
中午，我硬撑着去食堂打饭，大家就七嘴八舌开玩笑：太做狠了，要钱不要命。生活太差了，买点好菜吃，肚子自然不痛。
我见大家如此说，加上自己又病了，早也没过，就花三角钱买了一份烧鱼块。我一边捂着肚子，一边吃。
一餐饭还没吃完，就当着桌子上的人，敢紧把头低到桌子下面，都吐了。
这一吐，不比早上，不停地吐，一直吐到吐出来的不是饭菜，而是黄水，还在不停地吐，好像要把心肝五脏都吐出来一样。
这时，副队长姜春云跑过来一看，不好，这不是一般的肚子痛。上次黄光华不也是痛得吐吗？大家如梦方醒，都一致认为：那不是阑尾炎！
从食堂到宿舍要经过厂医务室，就顺便进去看一下，医生将我的右下腹一摸，我说好痛不能摸，他又听说我昨晚喝了去痛片的，掩盖了病情，耽误了时间。
叫我们赶快过河，去汉口同济，他已肯定是阑尾炎。在河的两岸，都是由才云扶着走。
可一到了古田路，上了公汽在车上一颠，人就痛得不行了，也不管才云害不害怕，就往公汽地上一睡，才云将我拉住，我才跪在地上，肚子倚紧座位。又感觉车子在加速，直至同济医院门口停下。
下车后，我蹲在地上不能走，也不愿才云背。他没法，跑进去喊来一人，将我架进了急诊室。
医生一见，马上喊来了三四个青年医生，对他们说，进手术室马上动手术。才云的手续还没办齐，我就被送到手术室来了。
几个青年医生听我是黄陂口音，穿的还是一双破黄胶鞋，就说，你的运气好，这是我们的老师，他向来是农村急诊病人优先。
我也来不及感谢，只说我们带钱来了，有一个人去办手续去了。一个青年医生说，既然进了手术室，你就别考虑钱了，只是要好好跟我们配合手术。
当他们给我脱这双破鞋，叫我在手术台上如何躺下的时候，我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昨晚肚子痛，脚都没洗，再加上又没穿袜子。
几个医生又脱掉我的裤子，在给我的开刀部位清洗、消毒，打麻醉针的同时，我看着墙上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的毛主席语录，心里的恐惧才稍稍缓解了一点。
这时，那位都称他为老师的医生问我，刚才打针的地方有没有感觉，他就用手在我肚皮上摸，摸几下就叫我数几下，他说要等我没感觉时，才能开刀。
他叫我放松一点，不要紧张，说此手术让我放心，为了争取时间，不是把家属签字也省略了吗。
他还说，你刚进急诊室时看到躺着的两个人，是武斗中的枪伤，是大手术，见你是农村来的，又是小手术，就先给你做。
当他再一次摸我，我感觉不太清楚的时候，他就叫我闭上眼睛休息，并把一个窄条子纱布盖在我的眼睛上。
我感觉我的手、脚都被卡在手术台上去了。医生们就忙了起来，但没给我打吊针，更没有输血，只有金属盘中传来的器械的声音。
我心情还是紧张，想抬起头来看，又怕被医生发现了，我就不停地眨眼睛，将纱布弄开了点缝，正好让我看见了头顶上的无影灯，从灯里能看到我的肚子。
这时，那位老师就站在旁边讲，一下子也没动手。周围的医生听老师怎么说，他们就怎么做。另有四五个白大褂站着围观，也完全没动手。
第一刀接触皮肤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有个小虫子在肚皮上爬。刀口并不大，但是用器械拉大刀口时，我感觉到痛，但不是剧痛，忍受得了。
当手指和器械在肚子里牵动肠子的时候，稍微扯重了一点，我就无法控制地发出叫声，这时，一旁的老师叫我痛就喊，不要忍着，不痛就不喊。
一会儿，就从体内取出了一截比小手指差不多细、差不多长的肠子。
这时，主刀的青年医生就将我眼睛上的纱布拿掉，他用两个镊子将这节肠子一拉，只到问我确定看见一个孔，他才放下肠子。
这个孔，只有一个铜钱孔那么大。医生说，如果我再来迟了，手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缝针的时候，完全不感到痛，只是感觉有点痒。
第二天早上，护士给我输了一瓶药，再给鼻孔内喷射黄药水，我就退烧了。人也开始打屁，舒服多了。
早上还是不想吃，才云在我身旁守了一晚上，当我打完了吊针，他就准备走。他说回家去叫我家中的人来照料。
临走时，他嘱咐我，说交了七十元钱，医院里只要那么多，剩下的三十元叫我拿着。他还说，吃饭的钱也包括在内，你只向送饭的人想吃什么就订什么，就行了。
我订了四两牛肉面。心想，平时一餐能吃七八两的人，这订四两，还算“文雅”的吧。但饭送来的时候，二两是一碗，四两就是两碗了。
我几下几下就把面吃得干干净净，真是还想吃两碗。我吃了，感觉都还正常。医生见我下床走路的姿态，腰虽伸不直，但走得不慢，还是一人去厕所。
查房的还是那个大家称老师的医生，他说我再不用打吊针，只观察一个星期，抽了线就可出院。
开刀后的第二天，我母亲来护理我。这时我已能下床活动了。母亲见我能动，这天晚上，母亲就到汉口翠伯母家去睡。
第三天，翠伯母给我煨了一罐子排骨汤，叫我母亲带到同济来的。汤还是热的，当我在病房内大口大口一连吃了两碗时，几个病床的汉口人都很羡慕我的胃口，说还是农村人体质好，吃得。
下午，母亲将剩下的两碗汤在医院里的炉子上又热给我喝了，我叫母亲今晚到翠伯母家去睡，明天就不用过来直接回家，家中也离不开人。
母亲就说，不是要等一个星期抽线后才能出院吗？我说，我问了那个老师医生的，他说，农村的赤脚医生也可抽线，说我的身体很正常，可以提前出院。
这天上午，我去打了电话，下午，才云就将我的被子行李从砖瓦厂送到医院里来了，他也是劝我回家好好休息一个月，钱是赚不完的。
第四天早上，也就是开刀后的第三天，我就拿着交了七十元钱的收据去办出院手续。包括治疗、床铺、生活全部在内，医院还退了几块钱给我。
出了病房，正下楼，在楼道里遇见我母亲又赶过来了。她要接我的被子。我说，如果这也背不起，那我是么样还能出院呢？
因串联的红卫兵多，又加上上班高峰，我劝母亲别乘公交车，以免那些人撞了我的伤口。
就母子俩慢慢往前走，走到前面，母亲叫我一起去翠伯母家休息两天再回家中，说翠伯母已作了准备，是专门叫母亲来喊我的。
一则翠伯母家我从未去过，二则一个病人去吵闹人家不好，我就说不去。母亲说那她还是要去翠伯母家说一声，叫我慢慢走，就分手了。
算划不来的帐，来汉阳做砖，赚的是小钱，害的是大病；算划得来的帐，如果在家中得了此病，说不定丢了一命。